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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疫情与中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作者:李爱社 阅读量:7368 发布时间:2020-02-09 16:05:45

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呈愈演愈烈之势,继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后,中共政治局常委、总理李克强也受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到武汉疫区一线指导抗击病魔工作;以女性副总理孙春兰为负责人的中央应对疫情工作机构也靠前开展相关工作。

就像当年沙斯肆虐时,也是时任女副总理吴仪兼任卫生部长,为打赢沙斯战役,做出了突出贡献,外界对这次中国应对疫情的期待,远较沙斯疫情为高,是因为这次传播的速度之快,感染范围之广和隐蔽能力之强,都比沙斯为烈。

如果说,正是因为有了当年沙斯的教训,如信息披露不及时,官员应对不力,乃至惰政懒政行为的发生,以至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只能以撤换卫生部长(兼党组书记)和北京市长(兼市委副书记),作为平息众怒的一个选项,这次疫情远较上次影响范围之广,如何处理相关人和事,也是大众所期待的。

由于湖北位于中国中原腹地,首府武汉也是军方中部战区指挥机关和全军后勤保障基地所在地,历史上就有“九省通衢”之说,水路、公路和空中交通发达,改革开放后的武汉就是依据“两通”,即大力发展交通和流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正因为在历史上俗称为“大武汉”的这个行政区域发生疫情,向周边辐射和传播的能力更强,感染者更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吊诡的是,当年沙斯肆虐广州市时,正值地方开政治协商和人民代表大会,也就是“两会”(按中国现行体制,地市县和副省级行政地区人代会都是当年底完成;而省级行政区域的“两会”是翌年年初春节前完成,然后在3月召开全国“两会”)。作为每年年初最重要的政治工作,党政机构领导参与“两会”且要做到会期全力以赴,围绕“参政议政”表现凸出自己和所在单位与部门的业绩,何许是与会人最大的个人“政治”。

于是,凡事诸如小(分)组讨论、回应媒体和个别发言等,还有收集整理提案、履职建言献策等等。这些都会集中在大会和代表团驻地完成,时间一般长达三周到四周左右,人员处于封闭状态。换言之,除非有火灾地震等外在的不可抗力的侵袭,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都在“会议状态”,和平时24小时处于本职工作,必须履职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间差和滞后性。

上次沙斯初发时,广州“两会”;这次瘟疫出现时,武汉“两会”,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巧合”,十七八年后再次出现,折射了什么呢?

如果说,去年中共中央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是关于制度建设,要求实现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这次疫情的出现,恰恰说明,在应对疫情等方面,中国地方政府的应对水平以及所折射出来的治理能力,远远不能满足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要求。

上次沙斯暴发之前和消退以后,以前是广东省,后来扩大至全国各地,先是地厅级,后来又扩大至县处级,仅广东省一地向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派出的学员就以万计,学习有关政府管理的先进经验。不仅如此,据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培训记录,2001年至2008年,面向地县级疾控中心举办的培训班总计234期,平均每年29期,总计培训2万2920人,年均2865人,尤其是沙斯以后,培训的班次和人数呈几何提升。

但是,沙斯发生时,由于“两会”期间,广州市和广东省从“讲政治”出发,一直到疫情没法控制了才向中央陈情。这次武汉疫情初发时,按武汉市长的解释,有疫情上报规定,按当时来看,还没有达到“有关标准”,所以,从“讲政治”的角度,依然可以等一等,看一看,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但是,等到疫情扩大并且不可收拾以后,又“非常自责”,愿意辞职以谢老百姓?

还要提及的是,沙斯以后的五年内,中国又向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派出了300名地厅级及以上官阶的高管,学习MPA(公共管理硕士)。这些学员中,或许也包含这次新冠疫情中的地方官员,他们所学又发挥了什么正面作用?

遑论有关应对疫情的专业法规,如中国原卫生部2006年37号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检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还是2010年又是原卫生部75号令《医疗卫生服务单位信息公开管理办法(试行)》,以及李克强去年4月3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订版)》,要求对政府掌握的信息,“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对照之下,这个高于“防疫条例”的上位法,难道那位副部级的湖北省副省长和副省级的武汉市委书记和市长不知道吗?

早在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不久后发生在广东的沙斯中,有几个该为此负责的地方官员对照其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疫情中引咎辞职?都是被迫免掉的。

还有,当在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又有几个对北京沙斯扩散的负责官员,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当时的北京市长还不是被免掉的?即便如此,这位被免掉的“正部级”官员依然出任了后来的正部级“南水北调指挥部”的高管,后来也又出席了北京市的“两会”,可见中国“两会”的份量。

由此可以看出,单纯运用党纪政纪和思想教育,并不能完全解决一些地方官员中的惰政和懒政行为,以至于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样的“维稳”和“讲政治”并不符合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也会损害执政党在地方机构的形象和“人民政府”在百姓中的权威。

关于政治,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有着最通俗易懂的解读:政治就是大家的事情由大家管理。换言之,无论是新世纪之初暴发的沙斯,还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之年”中出现的这次疫情,都是在大家于这次突发公共事件中,最需要讲政治的地方,而不是地方政府诸多应对中“之一”的事项。

顺便提及,放眼世界,聚焦东亚,凡是应对公共突发事件,尤其是人命关天事件中,处置不力的官员,撤职罢免是轻的,提出辞职也不能弥补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是,如果对照当年沙斯,尤其是到域外学习取经经年的地方官员,疫情出现后还是不能学以致用,或者有自己的科学判断与应对策略,还是一味的对照“法(律)条(文)”找依据,看“(有关)上级”要指示,这样的培训也罢,贯彻“三个代表”也好,“科学发展观”等等,都是水中捞月、缘木求鱼。

对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官员而言,从这次疫情中透视出的,需要提升其政府治理水平的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而对中国中央政府而言,实现各级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愿望,更是在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中,需要打通的一个瓶颈。还有,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披露条例》,完善并制订涵盖各方面诉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披露法》,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作者是内地资深媒体人

责任编辑: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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