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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人才的新来源

作者:江生亮 阅读量:9471 发布时间:2020-02-09 15:04:05

中国改革开放以降,经济突飞猛进,外交团队居功至伟。不过,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履行职责使命,为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还需要解决扩大选人用人视野等问题。

中国外交人才队伍从哪里来?我理解至少有以下渠道:

一是军队系统,特别是转业军人、退役军人群体。1949年后,新中国“另起炉灶”的外交政策要求撇弃原国民政府的外交官,从久经考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军官群体中,遴选一批有文化、懂外语、参加过对外工作的优秀干部奔赴外交战线。这17位革命军人出身的大使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出色地完成了新中国的建交使命。

如今,中国国防不断迈向现代化,军队裁员为外交战线储备人才。军官对国家利益、国防安全、民族发展使命等的理解最深刻最独到,履行职责最坚决,经过训练,完全可以快速胜任。2015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从数量上看,为外交人才队伍选任提供足够基数。

二是地方政府中的领导干部。中国的外交官行政级别在副厅局级到副省部级,与地方省市两级政府对应。选任地方党委政府干部交流至外交系统, 对扩大地方政府的国际视野、减少地方本位思维、扩大国际城市管理经验、增强国家意识与国际交流能力等很有帮助。

地方系统与外交系统的干部轮换,可以使国际资源加速流向中国各地,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也可以让世界各国友人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发展与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两大系统的干部交流,可以提升中外的地方交流水平,巩固双边人文互动的成果。中国结交越多的姐妹城市、兄弟省、友好村镇等,外国媒体与学术界对中国的认识就越全面,曲解中国战略意图或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可能性就越小,中国外交的成就也就越高。

三是学术界人才,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的学者群体。自然科学无国界,社会科学有国界。国际政治学界流传一种说法,核武器时代,哲学社会科学统治世界。

不过,由于十年“文革”的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者刚刚“补课”完,还不成熟,对本国现实与世界形势等都缺乏洞察力,本国立场不够,容易随西方媒体起舞,在国家核心利益代言上往往放弃话语权,所谓学术就停留在翻译、简单重复他人话语等层面,甚至投评审所好,只为分科研经费、骗取国家科研投入等。

因此,中国学者到外交部门去历练很有必要,在争取国家利益的实践中体验他国外交官的爱国立场、判断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策略、服务本国人民的本领等,进而懂得国际话语权。这些远比中国目前挑选外交官中的外语能力重要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鼓动中国动乱的学者,如果被派驻到伊拉克、阿富汗、南苏丹、南斯拉夫、格鲁吉亚等地待上两三年,相信他的发言结论会改变很多。

四是企业家群体。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快速持续发展,在新兴经济体中遥遥领先,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良多。中国的企业家是主要受益者,受“官本位”思想影响,很乐意到政府服务。如果他们到外交战线,肯定会更务实,更理性地用好对外经济援助,毕竟他们知道赚钱不易,会更优先考虑从造血角度来帮受援国,从更有利双边持久合作来谈判彼此国家利益。

此外,台湾的外交官群体。一旦海峡东岸的外交官抛弃小岛思维、自己现有的仕途与富足生活等,摆脱两岸对立思维,能够从中华共同体来思考,也可以考虑录用重用。毕竟,他们最深切地认识了中国崛起的世界级影响力。因为联合国近200个会员国,大多数与海峡西岸的大陆建交,且越来越多。

果真如此,中国外交人才队伍必将更加壮大,外交工作方式方法一定精彩纷呈。届时,中国一定出现像顾盛(1800年—1879年,Caleb Cushing)、哈默(Hamer Armand,1898年-1990年)、佐尔格(Richard Sorge,1895年-1944年)、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1904年-2005年)、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年)等世界级外交家、战略家。中国的外交也一定更精彩,为中国与世界带来更卓有成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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